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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厲王是一面鏡子
國人暴動
公元前841年，秋涼時節(jié)的一個夜晚，國都鎬京城里出大事了。
黑暗中，一群手持棍棒、農具的國人秘密集結，并撲向王宮——他們要向周厲王討還本屬于自己的權利和他欠下的血債。
聽到由遠而近的呼喊聲，周厲王下令調兵鎮(zhèn)壓。臣下兩手一攤：我們周朝，寓兵于農，現(xiàn)在農人暴動，您能調誰來呢？
厲王這才明白大禍臨頭，急急帶著宮眷潛逃出城，到彘地（今山西霍州市東北）隱居起來。一代君王，下場狼狽。
國人在王宮中遍尋厲王不著，混亂中有人說太子靜在少召公家里躲藏，便云集至召公家門前，火光如晝。召公無奈，只得將自己的兒子充作太子靜交出，國人殺之，令人嘆息的悲劇，止住了混亂的進一步擴大。
事變只持續(xù)了一天，算是歷史上最短暫的革命，卻威力非凡——趕走了不可一世的國王。這以后的十幾年，國家沒有了國王，由貴族大臣會議代行王政，史稱“共和行政”時期。
前828年，厲王死，誰繼承王位的問題被提上日程。這時，召公把當年的真相說了出來，并把在自己家中隱藏了十四年的太子靜帶到人們面前，告訴人們這個年輕人是誰，并提出由他來繼承王位。
當年太子靜年幼無知，暴政與他無關，經召公十四年的培養(yǎng)，靜成長為學識頗豐的翩翩少年，于是貴族舉手表決，擁立他做了國王，是為周宣王。
宣王勵精圖治，恢復先王傳統(tǒng)，廣開言路，下情上達，并要求官吏在征收賦稅時不得中飽私囊，魚肉百姓，史稱“宣王中興”。這些律令被鄭重其事地刻在“毛公鼎”上。如今，這座“鎮(zhèn)國之寶”安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里。這個因財稅爭端引起的政治事變，史稱“國人暴動”。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商周時期，人們聚居的地方是“邑”。邑，國也，國人，就是邑內之人的統(tǒng)稱。周王分封諸侯，新貴領同族人和分配的商族人同居領地。周人居邑中，稱“國人”，商人居野，稱“野人”，就是居住在國都城內或近郊的士農工商人等的統(tǒng)稱。
國人是一支強大的社會力量，對邑共同體的事務有舉足輕重影響，源于族群內部久遠的民主習俗。
《左傳》里有不少“朝國人”的記載，即征詢國人的意見。秦、晉韓原之戰(zhàn)，晉惠公被俘，曾朝國人議立新君，國人不同意，國也就讓不成。宋景公時，六卿貴族和大尹爭權，雙方訴之國人。因得罪國人而亡國的事例，此前也發(fā)生過，如閔公二年的“衛(wèi)懿公好鶴”。
國君和貴族了解國人的力量，對其懼讓三分，并爭取國人站在自己一方。晉惠公為得到國人的支持而“作爰田”；鄭子產不毀鄉(xiāng)校，也是為聽取國人的輿論。
堯舜禹時代，賦稅已經產生，但并未像周厲王那樣搞得民不聊生，而是用在社會的公共服務上。當時最大的“國事”是治水、祭祀、御敵，都可屬于“公共產品”。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因為農業(yè)對于人來說是救命的需要。
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社會相當平靜而寬和的�！渡袝肥灼捶Q，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xié)和萬邦”。那是一個讓后人向往的太平世界，所以孔子才極力推崇那個時代。可惜，這種古代民主制未能延續(xù)，隨著王權壯大，國人地盤日見縮小。成康以后，對國人的掠奪有加重的趨勢�！对娊洝防铩败嬷A，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語，反映了下層國人生活困頓的情景。
鎬京附近的自然資源——山林川澤原屬公有，任由國人開采享用，君主不得獨占。這個世代綿延的傳統(tǒng)，限制著君主的權力過分擴張，也補充了國人的生活來源�？墒侵芴熳訁s偏要把事情做絕，連國人的最后的一點依靠也要剝奪。
面對王室衰微的局面，周厲王不是設法革除弊政，而是取消傳統(tǒng)習俗，行“國有壟斷”，與民爭利，至不許民得利，也就犯了“大忌”——國人不僅經濟利益受損，政治權力亦同時被削弱。國人權利被侵犯，一時間，宗廟廣場、街頭巷尾，議論紛紛，要求國王取消專利政策。國人的批評激怒了厲王，找來衛(wèi)國的巫師做“便衣警察”——誰背后謗王，格殺勿論。于是，“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聽不到批評聲音了，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闭俟@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比欢�，“王弗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眳柾跬�，國人是不能這樣毫無顧忌得罪的。
周王既是國君，又是族長，遇事可以商量，也應該商量。像專利這類斷別人生路的大事，如能聽進異見，不至于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國王鐵了心，一意孤行。國人終于忍無可忍，于是，本文開頭一幕便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興替鏡鑒
國人權利，體現(xiàn)為一種基層社會的活力，它的存在形成了對王權的制衡。只要這種機制還在，王權的過分膨脹就能得到抑制，而這種權利機制被消弭時，專制就在眼前。
“國人暴動”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下層民眾的武裝暴動。當年召公說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則是鐫刻在中國歷史豐碑上的一句名言，它昭示后人，統(tǒng)治者不管掌握了多大的權力，也不能堵住別人的嘴巴。
任何成功的文明，都含有健康的基層社會基因。當一個社會的基層是自治的，鄰居們能夠為增加福利而彼此友善合作，社會就充滿了活力；若一個社會的基層是虛弱的，人們無權管理自己的事務，而由遠在天邊的政府來代替自己作出決定，這個社會早晚會失去活力和動力。
國人走上街頭，本不是為了推翻國王，只是在維護自己的利益，最后卻鬧到人仰馬翻的地步，證明財稅本不是“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政治權力的政治問題。在這場斗爭中，國人終是勝利了，卻也是最后一次勝利。秦以后顯示力量的不再是國人，而是皇帝。民間維權的大幕被拉上，再無戲可演。
共同體一旦喪失了處理自己事務的能力，社會成員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彼此之間的紐帶和信賴也就跟著喪失了，冷漠與麻木，便充斥了國民的大腦。周厲王的惡劣之處就在這里，他是惡魔，更招引來更多的惡魔。
潘恩把政府與社會分開來，告訴人們：權力必須分割，只有在民間保留有相當?shù)臋嗔�，才有可能堵死政府向極權方向蛻變的可能性：“有權作出決定和采取行動的是那些出錢的人，而不是那些花錢的人�！边@里所說的“出錢的人”，就是納稅者，而“花錢的人”指的就是政府。
早期國家，其職能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務，財政就是為公共服務提供資源的，領導者無私利可言。今亦如是——國家存在的價值就在于為市場、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財稅的本質就是它的鮮明的政治性和公共性。如今人們苦心求索的，不過是回到兩千八百年前而已。
而把財稅這等天大的事往小里說，把它們當成單純的技術或工具來理解，卻是如今一些專家、學者的本事。所謂財稅本質之類的理論大問題，在他們的視野內，也就永遠找不到北在哪里。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周厲王就是一面鏡子�？墒�，古往今來的統(tǒng)治者，有誰會愿意走到鏡子前照照自己呢？
（摘自《中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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