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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潼關戰(zhàn)役
真實的歷史濃縮為歷史故事后一般都會簡單化、臉譜化，概念化。比如安史之亂中葬送了潼關天險和玄宗朝廷的通關之戰(zhàn)，一般民間流傳的版本就是當時哥舒翰帶領的都是臨時征召的烏合之眾，出去必敗，而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皇帝催逼出兵。
但這其實是錯覺，如果說一開始倉促上陣的高仙芝和封常青手下多是市井之徒，會聽見叛軍的鼓聲就掉下城樓，只能靠著深溝高壘才能勉強防守的話。那么到了哥舒翰來到潼關時，河西，隴右兩鎮(zhèn)的主力已經到了，不然如何解釋之后的平叛作戰(zhàn)只能依賴朔方兵河西隴右的主力不會憑空消失，只能是在某個或某些事件中被消耗掉了，而這個事件只能是潼關之戰(zhàn)。
當然此時在潼關的唐軍主力還要再加上征召了西北少數(shù)民族的武裝，按《安祿山事跡》中所說，是領河，隴諸番部落奴喇，頡，跌，朱耶，契芘，渾.等一十三部，都督番漢兵二十一萬八千人鎮(zhèn)于潼關。而當時在潼關外的崔乾佑并不是叛軍主力，不過兩萬左右。
如果按照戰(zhàn)前雙方的兵力對比來看，河西隴右的兵力也只是稍遜于范陽與平盧，如果加上朔方節(jié)還要勝出(河東節(jié)的兵力一直處于癱瘓狀態(tài)可以暫不考慮)。那么。為什唐軍主力匯集后面對叛軍的一只偏師卻是守的驚恐，敗的郁悶
要知道崔乾佑并不算是多了不起的名將，手下部隊也不是叛軍主力，但叛軍不過是隱真示假，麻痹官軍，之后放了把煙，弄了只同羅騎兵迂回了那么一下，唐軍諾大只部隊就土崩瓦解，王師自相排擠相墜于河，其后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填委于河死者數(shù)萬人，號叫之聲鎮(zhèn)天地可以說是輸?shù)臉O其慘烈而窩囊。
說道根本，其關鍵點不是部隊的訓練和裝備與叛軍有什么差距，而是唐軍的指揮中樞已經癱瘓，就如哥舒翰的身體一般。我們來看看，當時哪些權力在影響著這支部隊：一個自然是唐玄宗，他的意志經常性的通過宦官干預到這只部隊，他想的是如何盡快平叛，他的欲望最單純，但也最急躁最富破壞性，在斬殺了高封二人后，對唐軍的士氣已經造成了巨大的打擊，而且之后其對軍事決策的負面影響也是形影不離。
其次是太子，太子與宰相對立是中唐的政治特色之一，李亨和楊國忠的仇恨更是已經無法調和。趁亂取得更大的權力和除掉楊國忠是個重大的目標。再其次是楊國忠，他必須通過心腹時刻關注和干擾哥舒翰的權力，因為哥舒翰軍權越牢，對其威脅越大，所以對楊國忠而言，保住國家和保住自己同樣重要，或者說后者更重要。那么他的決策取向必然要攙進自己的考慮。
而這只軍隊名義的主帥哥舒翰，自己已經癱瘓還要在幾只權力的角逐中糾纏，手下將領分屬幾個權力派系，瞻前而又顧后，這樣的一只部隊能有什么行為能力呆在城墻后面還好說，一到曠野上遇到些風吹草動還能怎么辦所謂翰至潼關，風疾頗甚，不復躬親，政事委行軍田丘良，其將王思禮、李承光又爭長不葉，全無斗志
于是，一只龐大的部隊，在它開拔奔赴戰(zhàn)場時就已經陷于精神分裂之中，根本就不是一個有效行為體，若干分屬各個派系的指揮者離心離德，又被置于一個偏癱的連具體指揮都無法施行的老將手里，崩潰幾乎就是個必然的結局。這，才是潼關之戰(zhàn)失利的根本原因。
如果往后看，即使是打了幾年之后，有郭子儀李光弼等名將各統(tǒng)嫡系部隊，因為內部猜疑和沒有統(tǒng)一指揮，龐大的官軍在鄴城不也一樣瞬間崩潰。那么在領導中樞更加分裂內部猜疑更嚴重的潼關，能期望有什么奇跡呢
相比之下，叛軍以安祿山或史思明為核心，到其外圍的叛亂將領，到其嫡系部隊，是凝聚成了一個相當牢固的集團。官軍以狐疑之眾，御虎狼之師，打的不艱苦才是怪了。
說到底，唐玄宗對唐朝中樞證據(jù)的癱瘓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作為對比，我們看看昆陽之戰(zhàn)，王莽的部隊硬件絕對一流，但指揮中樞呢，其實也是半癱瘓，王莽的神經質使得下屬根本不敢采取對戰(zhàn)況最有利的戰(zhàn)術，而是采取對自保最有利的，困于堅城之下卻不去解宛城之圍。
所以在古代，在指揮中樞癱瘓的時候，部隊越大越糟糕，尤其是在對手很精明的時候。竇建德的領導核心比哥舒翰及其勾心斗角的領導團隊好很多，但竇建德的對手也比哥舒翰的對手厲害的多，兩者都是一戰(zhàn)敗亡，全軍覆沒。擴展出去看，唐帝國的政治中樞的恢復正常也是分幾個階段艱難實現(xiàn)的，馬嵬坡之變只是把這個癱瘓的舊中樞進一步打爛，新中樞還沒影呢，這個時候也是整個平叛過程中的最低潮。
之后玄宗到巴蜀后仍然有著相當?shù)臋嗔陀绊懥�，李亨在靈武即位后所能掌控的資源仍然有限，甚至其權力的根基都還不夠穩(wěn)固，這就決定了其決策的取向仍然不是以平叛為核心最優(yōu)化，而仍然是摻雜了強烈的自保取向。前面說了，一個權力中樞在行為時，最怕的就是無法面對任務做最優(yōu)決策，所以這個時期不管是從資源還是從指揮上看，同樣不可能取得決定性勝利。
直到永王璘的被鎮(zhèn)壓，收復兩京，以及玄宗的承認現(xiàn)實，唐帝國的新神經中樞才算圍繞著李亨徹底地重新建立起來，而這個時候，平叛的最佳時機已經失去，對唐帝國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創(chuàng)傷。也就是說，當唐帝國還掌握著良好的資源和態(tài)勢時，它沒有行為能力，而當它腦袋清醒時，卻又缺乏資源了。
回過頭看，唐帝國中樞的逐漸癱瘓喪失行為能力，是個逐步的過程，一個重要因素是玄宗的逐漸衰老，在中古時代，國家的活力和領導人的活力息息相關，當李隆基的身體逐漸老朽而把僅存的精力都發(fā)泄在楊MM身上，這個國家就只能依賴整體架構的運轉與糾錯能力，但很可惜這個時候的政治制度建設還比不上明代。
而且還有一點，之前的在宰相和太子間平衡權力的手法現(xiàn)在面對了新的局面，權力的平衡不止是要在朝堂內進行，朝堂和邊疆的權力也失衡了，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而這時恰恰李隆基老朽了享樂了，沒有能及時做部署與調整。當然，楊國忠這個爛人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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