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中政治工作芻議

武昌首義中政治工作芻議

　　

　　蔡挺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校區(qū)，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壅�要］辛亥革命武昌首義距今天已有１００周年時間，湖北革命黨人在起義前后，堅持以“運動新軍”為重點的方針，重視開展宣傳工作，健全組織體系，全面實施戰(zhàn)時政治工作，為武昌首義成功奠定了基礎�；仡欉@段歷史，對于今天我黨開展好政治工作有重要啟示。要繼續(xù)重視發(fā)揮瓦解敵軍在未來戰(zhàn)爭中的作用，充分運用各種媒體和講課方式做好新時代的宣傳工作，重視組織建設以及有效開展好戰(zhàn)時政治工作等，以提升政治工作效果。

　　

　�。坳P鍵詞］武昌首義；政治工作；革命黨人

　　

　�。壑袌D分類號］Ｄ２０［文獻標識碼］Ａ［文章編號］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２）０３－００４４－０４

　　

　�。保梗保蹦辏保霸拢谷�，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共同籌劃的起義行動計劃暴露，領導機關被破壞，起義陷于群龍無首之際。形勢危急，但革命黨人沒有束手待斃，決定冒險發(fā)難。于是，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夜里，武昌城內的工程兵第八營在正目（班長）熊秉坤的領導下，率先發(fā)動起義，繼而城內外各營先后響應，經一夜激戰(zhàn)，占領了武昌，這就是著名的武昌起義。

　　

　　武昌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槍，因此，也稱為武昌首義。它揭開了辛亥革命的序幕，起義后不到兩個月，內地１４個省紛紛舉旗響應，全國革命形勢迅猛發(fā)展，清政府的統(tǒng)治開始土崩瓦解，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武昌首義是在危難關頭，起義指揮部被破壞、起義領導人不在現(xiàn)場、起義日期又多次變更的不利情況下，由革命士兵成功發(fā)動的。這一切不能用偶然性來解釋，反倒可以從湖北革命黨人前赴后繼，長期在新軍和民眾中進行的大量政治工作中，窺探到首義成功的必然性。革命黨人政治工作大致體現(xiàn)在以下幾方面：

　　

　　一、以“運動新軍”、“抬營主義”為重點，發(fā)揮了瓦解敵軍的作用

　　

　　湖北革命團體的一個特點就是以“運動新軍”為重點，它不同于同時期其他地區(qū)革命黨人只注意發(fā)展會黨，大批革命黨人投筆從戎，潛入新軍傳播革命思想，發(fā)展革命組織。所謂新軍，是清末編練的新式陸軍。光緒?穴二十一年?雪，即１８９５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袁世凱以訓練的“定武軍”為基礎，擴編為“新建陸軍”；《辛丑條約》簽訂后，清政府以倡辦“新政的名義”，在中央設練兵處，各省設督練公所，改編軍隊，清政府就是以北洋軍為中央軍，各省新軍為地方軍，借以鞏固其垂危的封建統(tǒng)治。地方軍中尤以張之洞編練的湖北新軍實力最強。由于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使得大批讀書人斷絕了“學優(yōu)登仕”的路徑，于是，投筆從戎成為知識青年的一條出路，而湖北新軍更是招募了大量有文化水平的官兵。如１９０５年，湖北新軍在黃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個廩生，二十四個秀才”［１］。知識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為革命思想傳播提供了條件。

　　

　　經過多次失敗后，革命黨有感于會黨的散漫，河口之役失敗后，轉而開始加緊聯(lián)絡新軍及防營。革命黨認為新軍有訓練，器械精良。訓練新軍的教官，許多是從日本回來的新知識分子，有的是直接策動革命之士，新軍的思想，比較新穎，為爭取實力，希望將革命勢力打入新軍。所以，一批革命黨人選擇了投筆從戎，加入新軍，在敵人壁壘中進行革命。

　　

　　早在武昌花園山聚會時，發(fā)起人吳祿貞在參與領導１９００年自立軍失敗后，就痛感依賴清廷官吏的危險性和會黨的散漫不足依靠。他與同志們經常磋商，進一步確立了這樣的方針：“以最好之同志，投入軍中當兵，漸次輸入士兵對滿清之惡感情緒”，“以改換新軍腦筋為成事之根本，會黨則可聯(lián)絡，令其為我用，不致為彼用”。［２］這就是最早的“運動新軍”的思想。吳祿貞利用受張之洞器重的原因，輸送了一批革命知識青年進入新軍，為革命未來的蓬勃發(fā)展播下了種子。

　　

　　文學社前身群治學社、振武學社非常重視深入新軍做革命宣傳工作，不同于同盟會在別的地方只滿足于吸收幾個軍官到革命組織，以為發(fā)動起義，只要軍官領頭就可以把士兵帶起來，他們直接組織士兵，吸納士兵到革命組織。有些革命知識青年當了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振武學社的社長楊王鵬就是一個為革命目的而投入軍隊的知識青年，在１９０８年到武漢加入了黎元洪所屬第四十一標中當兵。武昌起義主要革命團體文學社從一開始就確立了“運動新軍”為主的方針，扎根在基層士兵中間，一個一個爭取，逐步發(fā)展革命勢力。他們主要通過潛入新軍當兵，在士兵中宣傳革命思想，發(fā)展革命力量。文學社社長蔣翊武就是在１９０９年投入黎元洪所屬的第四十一標當兵，深入新軍士兵做長期發(fā)動工作的。

　　

　　共進會一開始只注意發(fā)展會黨和學界，后來由于會黨紀律渙散，不便于指揮，故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軍隊。共進會主要領導孫武等人說，只有運動軍隊，把清軍一隊一隊、一營一營、一標一標爭取過來，才能以固有的組織和現(xiàn)成的人，為革命工作。這就是所謂的“抬營主義”。［３］為推行“抬營主義”方針，湖北共進會將原有會黨的５個鎮(zhèn)，改為５個軍，以劉英為副都督，統(tǒng)率其眾。并對新軍內部的共進會組織進行整編，在所屬的隊、營、標各設共進會代表，分層負責，發(fā)展會員。

　　

　　由于新軍官兵具有一定的文化修養(yǎng)，容易接受新思潮的影響，同時在軍隊中往往接觸到民族危亡的信息較多，愛國之情更易被激發(fā)。所以，在革命黨人“運動新軍”的努力下，原本用來鞏固清王朝的新軍成為了推翻清王朝的主力，戲劇性地成為辛亥革命中的主要革命力量，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武昌首義實際上是一次新軍暴動，為后來我黨在國民黨軍隊中開展瓦解敵軍、鼓動敵軍投誠起義提供了先例。

　　

　　二、充分重視革命宣傳工作，發(fā)揮了提高戰(zhàn)斗力的作用

　　

　　革命黨人一直十分重視宣傳輿論工作，充分運用各種形式宣傳鼓動民眾，傳播革命知識，達到喚起革命意識的目的，為起義成功發(fā)揮了戰(zhàn)斗力倍增器作用。

　　

　�。保�充分運用報刊雜志為宣傳利器。革命黨人為了向民眾灌輸革命知識，在知識分子、新軍、會黨中廣為散發(fā)《革命軍》、《警世鐘》、《猛回頭》、《湖北學生界》等書刊，出現(xiàn)了幾乎人手一冊的局面，很多新軍士兵將《猛回頭》、《警世鐘》等奉為至寶。此外，革命黨人曾先后掌握幾種報紙，如《商務報》、《大江報》等，將報紙作為宣傳利器，披露官場各種黑幕，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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