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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樂府詩的界定與分類
唐后樂府詩的界定與分類
王輝斌(襄樊學院文學院,湖北襄樊441053)
摘 要:由于歷史、文化、審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遼、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樂府詩”,與傳統(tǒng)的“漢唐樂府詩”相比,具有明顯的質的變化與不同。從立題名篇的角度來看,唐后樂府詩可分為舊題樂府與新題樂府兩大類,新題樂府系由即事類樂府、歌行類樂府、竹枝類樂府等所構成,應對各自的界定與類別特點進行甄別與考察。研究唐后樂府詩,不能以研究漢唐樂府詩的眼光進行審視。日本學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樂府歌行”說,與唐后樂府詩的實況嚴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樂府歌行”。
關鍵詞:樂府詩;唐后樂府;舊題樂府;新題樂府;樂府歌行;竹枝樂府
中圖分類號:I222. 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6152(2010)02-0022-08
樂府詩是中國詩歌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樂府詩史的角度言,樂府詩的發(fā)展主要經(jīng)歷了兩個大的時間跨度,其一是漢唐(五代),其二為唐后。
因此,漢唐樂府詩,指的是漢朝至五代時期的樂府詩,亦即郭茂倩《樂府詩集》所收錄的樂府詩;而唐后樂府詩,則是指宋、遼、金、元、明、清六朝的樂府詩。后者是一個沒有總集為文本依據(jù)的樂府詩時代。由于時間階段之不同,樂府詩的音樂特點、表現(xiàn)形式、詩題屬性、藝術精神、審美功能,以及詩人們對樂府詩的認識等,也就自然是各有所別。以漢唐時期的樂府詩言,漢魏六朝樂府與音樂關系密切的事實,為眾所周知,而李唐樂府特別是興盛于中唐時期的新樂府,有的則因“通體離樂”而“名實全乖”[1]。
而此,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
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同在漢魏六朝時期的某些文人樂府詩,如鮑照的《擬行路難》18首等,是否具有音樂特性也是頗值懷疑的。郭茂倩《樂府詩集》雖然將鮑照《擬行路難》編入“雜曲歌辭”類,卻又將該詩題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擬”字自行去掉,這樣一來,使得本為模擬之作的《擬行路難》,一變而成為了“古辭”或者“古題”《行路難》。郭茂倩的用心雖然良苦,但其此舉卻并不能證實鮑照的《擬行路難》是可歌的。①而同樣是《行路難》,《樂府詩集》所收盧照鄰、賀蘭進明、崔顥、李白、顧況、李頎、高適、張籍、韋應物、柳宗元等唐人的同題之作,也未必就是當時詩人們配樂以唱的產(chǎn)物。②此則表明,漢唐時期的文人樂府特別是唐代的樂府詩,雖然并非全為“通體離樂”,但詩人們在當時主要是著眼于“詩”而不是“樂”的事實,則還是較為清楚的。
相對于漢唐樂府詩而言,唐后樂府詩更是發(fā)生了諸多方面的質的變化。即是說,由于歷史的變遷等原因,而使得宋、遼、金、元、明、清諸朝的樂府詩,在音樂、體式、語言、制題等方面,都是與漢唐樂府詩存在著很大的差異的。雖然,唐后樂府詩與漢唐樂府詩之間有著極為明顯的承襲關系,但唐后樂府詩較漢唐樂府詩的內容更豐富,特色更鮮明,問題更復雜,則也是事實。因此,研究唐后樂府詩,其難度自然就會更大一些,如漢唐樂府詩有《樂府詩集》為文本依據(jù)而唐后樂府詩卻沒有的事實,即為其中的例子之一。在《樂府詩集》中,郭茂倩著眼于音樂的角度,將漢唐樂府詩分成了12類,對于郭氏的這種分類,清人馮班于《鈍吟全集》中不僅提出了非議,而且還按照歌詞的產(chǎn)生方式,將其重新分為7類,此則表明,二人對于樂府詩分類的認識,是頗為不同的。
從立題名篇的角度言,唐后樂府詩主要是由舊題樂府與新題樂府兩大類構成,而新題樂府,則又有即事類樂府、歌行類樂府、竹枝類樂府之分。本文重在對這幾類樂府詩的界定與類別特點進行具體討論。
一、有別于漢唐的舊題樂府
“舊題樂府”,又稱古題樂府、古樂府,是相對于新題樂府或新樂府而言的,其最早見于中唐詩人劉猛、李余、張籍等人的樂府詩題,元稹、白居易則分別有《和劉猛古題樂府十首》《讀張籍古樂府》等詩作。
元稹另有《樂府古題序》一文,以杜甫的《悲陳陶》等詩為例,闡述了古樂府與新樂府的區(qū)別。而唐人所謂的“古題樂府”,指的主要是以見存于漢魏六朝時期的一些樂府民歌與文人樂府詩題而創(chuàng)作的樂府詩,如《君馬黃》《將進酒》《行路難》《蜀道難》《猛虎行》《陌上�！贰侗鄙闲小贰堆喔栊小贰镀G歌行》《楊叛兒》《東武吟》《隴頭水》《臨高臺》《度關山》等。這些存在于唐以前并為唐代詩人進行創(chuàng)作的樂府詩題,也同樣為唐后各個時期的詩人們所雅好,如“中興四大詩人”之一的陸游即是如此。據(jù)中國書店影印本《陸放翁全集》之《劍南詩稿》的統(tǒng)計,陸游樂府詩所用的樂府舊題,主要有《胡無人》《公無渡河》《銅雀妓》《關山月》《前有樽酒行》《婕妤怨》《日出入行》《短歌行》《秋風曲》《長門怨》《行路難》《估客樂》《妾命薄》《古別離》《艾如張》《上之回》《烏棲曲》《采蓮曲》《董逃行》《明妃曲》《將進酒》《隴頭水》《荊州歌》《長干行》等24題,共35首詩。陸游的這些舊題樂府在形式上,還有一個較為明顯的特點,即其大都為五言或七言的齊言體,只有《公無渡河》一詩是個例外。全詩為:大莫大于死生,親莫親于骨肉。河不可憑兮,非有難知;言之不從兮,繼以痛哭。望云九井兮,白浪嵯峨;刳肝瀝血兮,不從奈何。秋風颯颯兮,紙錢投波;從公于死兮,下飽蛟龍。
據(jù)《樂府詩集》引崔豹《古今注》,知《公無渡河》即《箜篌引》,屬“相和歌辭”類之“相和六引”,其古辭主要是為“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作也”。
當時的情況是:“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發(fā)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聲甚凄愴,曲終亦投河而死�！盵2]陸游《公無渡河》題下有“聞雅安守溺死于嘉陵江,代其家人作”之注,表明其所寫內容與古辭的“本事”大體一致,但由于詩人采用的是“楚辭體”,因而詩中的感情之強烈是遠非古辭《公無渡河》所能相比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后的舊題樂府即古樂府中,其“古”之所指,又并非是全為漢魏六朝時期的樂府詩題,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即為元末明初詩人楊維楨的《鐵崖先生古樂府》。《鐵崖先生古樂府》為楊維楨門人吳復所編,凡16卷,由“古樂府”與“復古詩”兩大類組成,前者共10卷,收古樂府409首(附錄詩未計其內)。而在這409首古樂府中,只有少量詩篇是沿襲舊題(含唐宋人的新樂府題)的,如《烏夜啼》《雉朝飛》《銅雀臺》《秦女休行》《羅敷行》《鳳凰曲》《木蘭行》《上留田行》《將進酒》《焦仲婦》《獨祿篇》《長門怨》《麗人行》《綠珠行》等,而如《小游仙十首》《春俠雜詞八首》《冶春口號七首》《漫興七首》《小臨海曲十首》《桂水五千里二首》《海鄉(xiāng)竹枝歌四首》《銅將軍》《周鐵星》《望洞庭》《五湖游》《太山高》《華山高》等,則皆非舊題與古題。即是說,被收入《鐵崖先生古樂府》中的《小游仙十首》等作,由于其均屬作者之“自創(chuàng)新題”,故在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中根本找不到“出處”。而在后六卷的復古詩中,又收有《宮詞十二首》《去妾辭》等樂府詩。類似的情況,亦同樣存在于《鐵崖古樂府補》所收的112首古樂府之中。③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古樂府”(其實大部分為新樂府,說詳后),主要是因為楊維楨“上法漢魏,而出入少陵、二李之間”[3]所致,亦即為其主張詩歌“宗唐復古”的必然結果。而且,這兩種詩集中的古樂府,在詩體方面,均為五古、七古、五絕、七絕,而沒有一首五律或者七律。此則表明,楊維楨及其門人對于古樂府的認識,乃是與郭茂倩等宋人完全不同的。所以,楊維楨《鐵崖先生古樂府》中的“古”,與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中的“古”,乃是大有區(qū)別的。而此,也是唐后舊題樂府有別于漢唐舊題樂府的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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