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論文
從宏觀去看中國歷史自十世紀至二十世紀以前一共只有過兩次大規(guī)模的政 治改革。第一次是北宋十一世紀的王安石變法；第二次就是十九世紀末的戊戌維新。 這兩次改革最后都失敗了。王安石改革的失敗反映中國傳統(tǒng)政治體制缺乏自我轉化的能力。戊戌維新失敗不但再度證明傳統(tǒng)體制缺乏這種能力而且也把中國帶入 一個空前的政治與文化危機。今天我們再認戊戌維新的歷史意義必須以這雙重危 機為視野去下手分析。
大約說來戊戌維新有廣狹二義∶狹義是指1898年夏晚清光緒皇帝以一連串 的敕令推動大幅度的政治改革這就是所謂的百日維新；廣義是指1895-1898年 間的改革運動這個運動始於甲午戰(zhàn)敗之后康有為發(fā)動公車上書呼吁改革而以戊戌年百日維新后發(fā)生的宮廷政變結束。我在這篇文章里所討論的是廣義的戊戌維新。
這個廣義的戊戌維新不是單純的政治改革運動因為康梁集團從開始就計劃循 兩種途徑進行改革運動。一方面是由上而下的途徑也就是說希望透過向朝 廷上書建言改變清廷的政治立場與態(tài)度然后以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來實行改革。另一方面是由下而上的途徑也就是說企圖針對社會菁英份子――士紳階層 從事游說鼓動來爭取改革的支持。由於這雙管齊下維新運動得以凝聚《馬關條約》 后中國朝野上下所感到的憤慨與求變心理在政治上產生極大的波瀾在社會上激起廣泛的反響。這些影響可以從兩方面去探討其歷史意義∶一從政治史去看 它代表中國傳統(tǒng)政治秩序開始解體從而引進了一個中國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機；二 從思想文化史去看它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開啟了中國從傳統(tǒng)過渡到現(xiàn)代的轉型時期。
一 戊戌維新運動與中國政治秩序危機的序幕
在說明為何戊戌維新在中國近現(xiàn)代政治演變中有這樣的歷史意義之前必須先 對傳統(tǒng)政治秩序的定義稍作交代。這個政治秩序是在北宋開始出現(xiàn)而定型於明清兩 代它的核心是由傳統(tǒng)政治制度的兩個基本結構所組成。一個是始於商周而定型於秦漢初期的普世王權（ universal kingship ）；另一個是晚周戰(zhàn)國以來逐漸形成的 官僚體制。但是要認識傳統(tǒng)政治秩序我們不能只看政治制度因為這政治制度是受著兩種來自制度以外的力量支撐。一方面它受到傳統(tǒng)社會結構的主干――士 紳階層的支撐；另一方面它也受到傳統(tǒng)文化體系的核心――正統(tǒng)儒家思想的支撐。 后者以綱常名教的觀念為主軸對現(xiàn)存的朝代政權不一定無條件地接受但是對於政權后面的皇權制度則基本上是肯定的。再者正統(tǒng)儒家的政治社會價值自唐宋 以來已經逐漸滲透入佛教與道教的主流思想使得佛道二教在其政治社會價值上已 經儒家化或者正�；╪ormalization）。因此儒家的綱常名教觀念可以代表整個傳統(tǒng)文化體系的正統(tǒng)價值�？偠灾诿髑鍍纱鷤鹘y(tǒng)政治秩序是皇權制 度與傳統(tǒng)社會結構的主干以及傳統(tǒng)文化體系核心思想的三元組合。
這三元組合的政治秩序在晚清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重要的是∶大致說來在 1895年以前這沖擊并未撼動政治秩序三元組合結構只是導致官僚體系潰墮。這 一觀念上的分別對我們了解近代政治變遷極為重要。首先甲午以前清廷因應付外強侵略與內部動亂而作的制度改變與調節(jié)是限於行政管理層面并未觸及基本政 治體制。不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后曾有督撫分權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但所謂的督撫分權 只是清廷為了應付內亂后的變局的權宜之舉。在基本權力上這些久任的督撫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并不能與清廷分庭抗禮。關於這一點劉廣京先生已有極肯要的 說明。此外必須指出的是∶中央失控與地方分權的趨勢不是晚清所特有而是中 國變成大一統(tǒng)的帝國以后每一主要時期都曾出現(xiàn)過的現(xiàn)象。秦漢帝國晚期的州牧坐大與隋唐帝國晚期的藩鎮(zhèn)跋扈都是極明顯的例子而晚清這種趨勢的嚴重性是遠不 能與前二者相比的。那時督撫分權只代表行政結構松弛而前二者則已威脅到當時 的中央皇權統(tǒng)治。
同時我們必須注意∶清朝中央政府與士紳階層之間的關?在太平天國所開啟的 內部動亂時并未受到影響。最有力的證據是當農民運動在咸同年間威脅到清朝皇權 統(tǒng)治的時候當時的士紳階層在地方上響應曾國藩保衛(wèi)傳統(tǒng)政治與文化秩序的號召招募團練支持清朝中央政府而清政府最后之能扭轉危局鎮(zhèn)壓農民運動士紳 階層的有力支持是一個決定因素。
再者甲午以前盡管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已有半世紀以上正統(tǒng)儒家思想仍然 能夠維持其在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主導地位。當時所謂的西學的影響大致局限於沿海 的幾個大商埠對於大多數的官吏士紳并無甚么影響。1895年以前中國的重要書 院幾乎都沒有西學的蹤跡可為明證。同時考試制度仍然維持它在中國社會與教 育上的壟斷地位使得當時大多的士紳菁英依然生活在朱注四書的思想籠罩之下。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說當時的皇權制度不但仍然與社會主干保持互相 依存的關?而且也依舊受到文化傳統(tǒng)的主導思想的維護。也就是說傳統(tǒng)政治秩 序的三元組合在1895年以前并未有解紐現(xiàn)象。
這種情況在1895年以后有著顯著的變化。首先三元組合的傳統(tǒng)秩序逐漸解紐 普世王權隨之瓦解 接著新的共和政體頻頻流產 中國終於陷入徹底的政治解體 （political disintegration）。這一綿延30年的'政治危機的起始點就是甲午以后所發(fā)生 的維新運動。
僅就1898年夏天的百日維新而論它代表改革運動已進入清廷權力結構的核心。 光緒皇帝在三個多月中所發(fā)動的大規(guī)模制度改革是以康有為的〈日本明治變政考〉 與〈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為藍圖而以富強所代表的現(xiàn)代化為目標。表面上這些改革仍然維持君主制度。但觀乎康有為自1895年以來對光緒皇帝所作的一連串建 言頒布憲法建立議會實現(xiàn)當時所謂的君民共主的理想也是在改革藍圖之中。 易言之百日維新是隱然朝向君主立憲政體推動而君主立憲所代表的君主制度之有異於傳統(tǒng)的普世王權是很顯然的。因此百日維新雖然失敗但它顯示傳統(tǒng)的皇 權體制已在清廷權力結構的核心上受到震撼。
戊戌時代不但中央皇權受到改革運動的震撼皇權體制的社會與文化支柱也 因改革運動的影響而受到侵蝕。如所周知晚清傳統(tǒng)社會經濟結構并未有基本的變 化士紳階層在社會上的主干地位也并未動搖。發(fā)生變化的是士紳階層與皇權體制之間的結合。上面指出太平天國運動是因清政府與地方士紳的合作而遭到撲滅。 此后地方紳權曾有著顯著的擴張地方行政有好些方面如團練、教育、社會福利、 公共工程乃至少數新興工商企業(yè)均由地方士紳接管而同時他們與中央皇權大體上仍然維持協(xié)調和諧的關?。但是1895年以后這個協(xié)調和諧關?已逐漸不能維持。 主要原因是士紳階層特別是上層士紳之間出現(xiàn)了分裂。在戊戌時代一小部分士 紳開始質疑皇權體制并公開向其挑戰(zhàn)引起了士紳之間的思想對峙與政治斗爭也間接動搖了中央皇權在地方的社會基礎。
這種情形在戊戌時代的湖南最為表面化。湖南自1890年代初吳大媸任巡撫以 來即進行自強運動式的改革1895年陳寶箴接任巡撫加快這種局部緩進式改革 的步伐。但改革新政仍然是在地方官吏與士紳協(xié)調合作之下進行的。1897年康梁的改革思想運動進入湖南梁啟超攜同一些康門弟子去長沙主持新成立的時務學堂 不但公開鼓吹西方的民權學說而且時有排滿的種族主義言論對中國的君統(tǒng)以及 清室的中央皇權作正面的攻擊。他們甚至效法明治維新以前的藩鎮(zhèn)倒幕運動大膽主張湖南自立擺脫清室中央的控制。從地方基層徹底推行改革新政以為未來 改造中國的基石。
同時梁又與湖南士紳譚嗣同、唐才常、皮鹿門等人創(chuàng)立南學會從思想上進行 動員士紳階層計劃發(fā)展紳權以為興民權的階梯。他們動員地方士紳的努力很有成 效。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在長沙以及一些其他的州縣前后成立的學會有十三個之多。而南學會在鼎盛時期擁有了超過 1,200 名會員。因此 在1897與1898年之 交湖南的改革運動不但有激化的走向而且在湖南士紳之間也有擴散開展的趨勢。這是一個極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因為湖南官紳在十九世紀幾個重要的歷史發(fā)展都是 以保守的立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太平天國運動時湖南官紳以維護名教的立場率 先組織起來變成鎮(zhèn)壓這個運動的主力。其后在1860年以后的30年間他們也變成抵抗傳教士深入內地散播基督教思想的中堅如今在戊戌時代激化的改革運動居 然能在湖南士紳間引起相當的回響可見當時思想變化之劇。但這回響也很快遭受 到思想守舊與緩進的士紳的反擊形成空前的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斗爭。這些反對改革激化的士紳一如他們前此反對太平天國運動與基督教傳教士是站在捍衛(wèi)傳統(tǒng)政 治社會秩序的立場不但號召湖南紳民起來抗拒思想上的異端邪說而且呼吁中央 與地方政府予以鎮(zhèn)壓。在他們強大的壓力之下改革運動很快地收場。
湖南改革運動的激化雖然為時很短但其意義卻極為重大。首先它代表傳統(tǒng) 皇權體制的社會基礎開始出現(xiàn)嚴重裂痕。這社會裂痕在戊戌時代雖然范圍不廣但 卻是一個重要的啟端在轉型時代逐漸擴大終於演成傳統(tǒng)政治秩序在1911年以后全面解體的一個重要社會動因。
再者湖南改革運動也代表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與政治斗爭的開始。由於當 時反對康梁思想的士紳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北京以及其他地區(qū)廣泛地呼吁與游說 官紳引起朝野上下的注意。一時以張之洞為中心的一些官紳在思想上組織起來對康梁的改革運動進行思想圍斷。1898年春張之洞發(fā)表著名的《勸學篇》提出 中體西用之說。表面上他是為自強運動式的改革作一思想的總結與辯護而 實際上他是認為傳統(tǒng)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已因康梁的改革運動而受到威脅他必須出來重新肯定這義理基礎。因此張之洞在當時的立場與十九世紀中葉曾國藩的 立場頗有相似之處。曾在太平天國運動威脅清廷存在之時出面呼吁全國士紳為捍 衛(wèi)綱常名教而戰(zhàn)；同樣地張之洞之印行《勸學篇》也是為捍衛(wèi)綱常名教而戰(zhàn)。所不同的是1895年以后的思想與政治環(huán)境已非40年前曾國藩所面對的。曾當年所面 對的士紳階層的內部并未存有嚴重裂痕因此士紳階層可以很快地響應曾國藩的呼 吁而與政府通力合作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而張所面臨的則是一個已經開始分裂的官紳菁英階層。因此《勸學篇》出版以后一方面固然受到許多官紳的支持但另 一方面也有同情康梁維新運動的人士出面反擊例如何啟、胡禮恒就曾在香港著文 駁斥張氏的《勸學篇》�？梢哉f一個環(huán)繞康梁菁英集團與以張之洞為首的官紳集團以湖南維新為導火線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思想對峙。這個對峙與1895年以前因 自強運動而展開的思想論戰(zhàn)不同后者主要是清政府內部有關洋務政策的辯論而 前者則是攸關傳統(tǒng)政治秩序的義理基礎的論爭也是中國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序幕。
戊戌時代官紳統(tǒng)治階層內部出現(xiàn)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不僅導致傳統(tǒng)皇權體制的社 會基礎動搖而且反映它的文化基礎也受到嚴重的侵蝕。一方面是西學在1895年以 后大量的輸入加上晚清大乘佛學與諸子學的復蘇；另一方面儒家內部的學說之爭特別是康有為的今文學與古文學之爭已把儒家義理的基本性格與政治取 向弄得曖昧不明、啟人疑竇。儒家正統(tǒng)思想在內外雙重的壓力之下已不能像1895年 以前那樣予皇權體制以有力的支持。這些發(fā)展我們不能孤立地去看因為它們是甲午以后所發(fā)生的思想文化鉅變的一部分。因此在認識傳統(tǒng)政治秩序解紐的同時 我們必須對甲午以后改革運動如何開啟思想文化的新時代――轉型時代作一簡要的 鳥瞰。
二 戊戌維新運動與思想轉型時代的序幕
所謂轉型的時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大約30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思想文 化由傳統(tǒng)過渡到現(xiàn)代承先啟后的關鍵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 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鉅變。就這些思想鉅變的各重要面向而言戊戌維新運動都是轉型時代的起始點。
首先就新的傳播媒介而言維新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劃時代的里程碑。在甲午年 以前中國已有近代報刊出現(xiàn)但數量極少。據統(tǒng)計1895年以前全國報刊只有15 家而大多都是外籍傳教士或商人買辦的。但戊戌時代三年之間據初步統(tǒng)計數量躍至64家。同時這些報刊的編者多半出身士紳背景形成一種新的菁英報刊 影響也較前激增。
轉型時代思想散播的另一重要制度媒介――新式學校的最初出現(xiàn)也是由於維新 運動的刺激。在此以前書院制度雖在晚清有復蘇的趨勢但是學習課程仍以傳統(tǒng) 科目為主西學幾乎完全不見蹤影。維新運動期間康梁不但在思想上鼓吹以廢科舉立學校為綱領的教育改革而且直接間接地推動新式學堂的建立開1900 年以后新式學校大規(guī)模設立的先河。
同時對現(xiàn)代新思想傳布極有貢獻的學會的出現(xiàn)也是以戊戌維新為分水嶺。在 此以前這種知識性與政治性的自由結社至少在有清一代幾乎是絕跡但維新運動 期間據大約的統(tǒng)計學會的出現(xiàn)就有76個之多是為轉型時代自由結社大量涌現(xiàn)的開端。
轉型時代的思想鉅變不僅有賴於報刊、學校、學會等制度性的傳播媒介同 時也與新社閣媒介――現(xiàn)代知識份子有很深的關?。中國現(xiàn)代知識份子大部分是從 士紳階級分化出來而這分化是始於維新時代�？盗阂约八麄兊耐啡穗m然大多數出身科舉但他們的社會角色與影響已經不是依附科舉制度與官僚體制而是 憑藉上述的制度媒介。再者他們多已離開自己的鄉(xiāng)土社會而流寓於沿江沿海的 大都カ。同時他們與現(xiàn)存政治秩序之間的關?是相互?觸大於相互依存。此外他們在思想上與心理上已因外來文化的滲透與壓力而開始徘徊掙扎於兩種文化 之間。因此他們的文化認同感多少帶有一些曖昧性、游移性與矛盾性。這些特征 都是使他們不同於士紳階層而接近現(xiàn)代知識份子的地方。
由於這些社閣媒體與制度媒介的涌現(xiàn)西方文化在轉型時代有著空前的擴散 在其直接與間接影響之下那時代的思想內容也有著深鉅的變化。這變化大約有兩 方面∶一方面中國文化出現(xiàn)了自中古佛教傳入以后所未有的取向危機；另一方面一個新的思想論域（ intellectual discourse ）也在此時期內逐漸浮現(xiàn)。而這兩方面的變 化都是始於甲午以后所展開的維新運動。
�。ㄒ唬┚S新運動與文化取向危機的啟端∶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紀中葉進入中國以 來就不斷地給中國文化傳統(tǒng)帶來震蕩與侵蝕。不過在1895年以前這震蕩與侵蝕 大約限於傳統(tǒng)文化的邊緣用晚清盛行的中體西用的說法也就是限於用的層次。但是1895年以后主要由於維新運動的催化西方文化的震蕩與侵蝕逐漸深入 到體的層次也即進入文化的核心造成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機。
這種取向危機首先是指道德價值取向的動搖。大約而言傳統(tǒng)儒家的道德價值 可分兩面∶以禮為基礎的規(guī)范倫理與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倫理。由甲午至戊戌雖然 德性倫理尚未受到直接的沖擊規(guī)范倫理則已遭受到正面的挑戰(zhàn)。規(guī)范倫理是以三綱之說為核心。那個時代的思想領袖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復等都對這 三綱說特別是對其君統(tǒng)部分作直接或間接批判。前面提到這些批判以湖南改 革運動的激化為導火線演成中國現(xiàn)代基本意識型態(tài)的論爭的開始。這場論爭綿延到五四爆發(fā)為激進的反傳統(tǒng)主義也就是傳統(tǒng)儒家的規(guī)范倫理由動搖而全面思想破 產。
戊戌時代文化認同的問題也在中國教育階層間變成一個普遍的困擾。在此以 前由於西方文化的沖擊大體上限於傳統(tǒng)文化的邊緣文化的核心思想并未受到嚴 重的震撼知識階層也因之仍然可以有一個清晰的文化自我定位與認同。但1895年以后如上所指一些傳統(tǒng)的基本價值規(guī)范已開始動搖而就在同時中國進入一 個以西方政治與文化霸權為主的世界中國人廁身其間文化的自信與自尊難免大 受損傷。中國人應該如何重新在文化上作自我定位是一個認知與情緒雙方面的需要。文化認同問題因此變得較前尖銳而敏感。當時康門第子梁啟超與徐勤以及譚嗣 同重估傳統(tǒng)夷夏之辨的問題就是很好的例證。一方面他們坦白承認在這場辨認中 中國是否能夠在文化上免於夷狄的地位已很成問題。另一方面面對西方文化霸權與侵略他們也深感文化上有自我肯定的需要。因此在保國與保種之外他們也 要強調保教的需要bq。重估夷夏之辨與保教運動同時進行充分顯示那時代的知識 份子在徘徊掙扎於兩個文化之間所感到的困境。
轉型時代不但傳統(tǒng)儒家的基本價值受到挑戰(zhàn)同時它的宇宙觀也受到嚴重的 侵蝕。這宇宙觀的骨干――天人合一的觀念是由一些基本建構范疇構成如天 地、陰陽、四時、五行以及理氣等。轉型時代隨著西方文化特別是科學自然主義的流入與散布這些范疇逐漸受到侵蝕而消解。1895年四川官紳宋育仁已經看到 這侵蝕所造成的文化危機。他在《?風錄》中曾經指出西學與西教如何對於傳統(tǒng)的 建構范疇發(fā)生破壞作用而這破壞也勢必動搖儒家的基本宇宙觀與價值觀。宋氏所指出的這種影響一旦發(fā)生形成儒家思想核心的精神意義架構也勢必隨之動搖因 為這架構是由傳統(tǒng)的宇宙觀與價值觀綰合而成。隨著這一發(fā)展中國人開始面臨一 些前此很難產生的生命與宇宙的基本意義問題。由之而形成的困惑與焦慮就是我所謂的精神取向危機。
因此精神取向危機也是戊戌時代開始的。當時知識份子思盛行研究大乘佛學 便是一個很好例證。這一發(fā)展反映儒家思想在當時已不能完全滿足一些知識份子安 身立命的需要。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詩文都透露他們在追求佛學時所作的精神掙扎。
就戊戌時代或者整個轉型時代的知識份子而言他們在精神取向方面所作的掙 扎與他們在價值取向以及文化認同取向方面所展現(xiàn)的焦慮與困惑常常是混而不分的。 只有把這三方作綜合的分析才能看到當時文化取向危機的全貌。
（二）戊戌維新與新的思想論域∶根據上面的分析轉型時代中國進入空前 的政治秩序危機與文化取向危機。面對這雙重危機當時知識階層的思想回應自然 是極為紛繁。在這些紛繁的思想演變中逐漸浮現(xiàn)一個共同的論域（ discourse ） 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戊戌時代已經隱約可見。
首先是一種受傳統(tǒng)與西學兩方面影響的世界觀。就傳統(tǒng)的影響而言它主要是 來自儒家的經世思想不但展現(xiàn)高度的積極入世精神而且有一強烈的政治傾向。 就西方思想的影響而言它主要來自西方近代文化自十七世紀以來所含有的極端的人本意識（ radical anthropocentrism ）與歷史演進觀念。這中西兩種影響化合為一種 世界觀我們稱之為歷史的理想主義。這份世界觀在當時常常凝聚為一個有著三段結構的時代感∶一方面是對現(xiàn)狀有著強烈不滿的疏離感；另一方面是對未來有著非 常樂觀的前瞻意識。而連接二者的是對由現(xiàn)狀通向未來的途徑的強烈關懷。這種 時代感在維新運動的中堅人物的思想里與幾份主要報刊里已清晰地展露。
隨著這份歷史理想主義的世界觀而來的幾個觀念對轉型時代也有重要的影響。 其中最顯著的是閣體意識。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康有為在戊戌時代提出的一個觀念∶ 治天下以閣為體以變?yōu)橛�。從那個時代開始相對於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時間這個觀念的內容可以有不同。閣可以指國家或民族或種族或階級或理 想的大同社會；變可以指歷史演進觀也可以代表傳統(tǒng)儒家視宇宙為一生生不 已的過程。但這整個觀念所表現(xiàn)的一種思想模式與關懷則是貫串整個轉型時代乃至整個現(xiàn)代思想的一個基本線索。
其次是新的個人自覺觀念后者是從傳統(tǒng)儒家思想承襲了人為萬物之靈的人 極意識而拋棄了傳統(tǒng)人極意識后面的超越的天道觀念同時它也吸收了西方近 代文明中的浮普精神（Faustian-Prometheanism）。所謂浮普精神是特指西方 近代文明所展現(xiàn)的戡世精神認為人已取代神為宇宙萬物之主因此相信人性無限人力無邊人定勝天人應該宰制萬物、征服宇宙�？傊@種浮普精神很容 易與中國傳統(tǒng)的人本主義湊泊化為現(xiàn)代思想中的人極意識。而它的最初出現(xiàn)就是 在戊戌時代。當時譚嗣同與梁啟超思想中所透露的志士精神與戡世精神就是以不同的形式反映這份現(xiàn)代的人極意識而形成個人自覺的核心思想。
除了閣體意識與個人自覺意識之外尚有一個也是隨著歷史的理想主義世界觀 而出現(xiàn)的思想趨勢∶它是植基於上文提到的時代感。后者一方面投射強烈的前瞻意 識；另一方面反映對現(xiàn)實的疏離與不滿使得這份時代感很自然地集中在如何由現(xiàn)實走向未來這個途徑問題上。轉型時代發(fā)生的改革與革命論爭就是以這途徑問題 為出發(fā)點。隨著革命的聲浪日高與革命的觀念逐漸深化與擴大一種激化的現(xiàn)象於 焉出現(xiàn)。
這激化的趨勢也可以溯源於戊戌時代。上文曾論及湖南改革運動中出現(xiàn)的激化 現(xiàn)象根據當時康梁派的同路人狄楚青的報導梁啟超與其他康門子弟如葉覺邁、 歐?甲、韓文舉等在赴湖南參加改革新政前曾協(xié)議準備走激進路線甚至考慮探取革命立場 。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 ∶ 譚嗣同在回湖南投身改革運動以前所寫成的 《仁學》不但有排滿反清的主張而且是以沖決網羅這個觀念為基調。這基調極 富感性涵意而此涵意與日后激化趨勢中的革命觀念極為合拍。因此我們可以說譚的思想中有強烈的革命傾向也不為過。無怪乎轉型時代革命派的一些激進份子 如鄒容、陳天華、吳樾乃至五四時代的李大釗都奉譚嗣同為典范人格。這些都顯示∶ 戊戌時代的改革運動已隱含一些激化的趨勢。
上面我大約地說明了戊戌時代開始出現(xiàn)的歷史理想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閣體意 識、個人自覺與激化趨勢。以這些觀念思想趨勢為基礎在當時展開了一個新的思 想論域。這當然不是那時代唯一的思想論域但卻是當時影響日增而且對后來二十世紀思潮的發(fā)展有決定性影響的論域。
總之不論就這新的思想論域或者文化取向危機或者思想的制度媒介與社 閣媒介而言戊戌維新運動都是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開端同 時如第一節(jié)所分析它也是近現(xiàn)代政治史上劃時代的里程碑。尤其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它所開啟的政治秩序危機與文化取向危機仍是中國當前所面臨的雙重危機。從 這個角度去看百年前維新運動距離我們似乎很遙遠但卻又不是那樣遙遠。就現(xiàn) 代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困境而言中國仍未完全脫離戊戌維新所引進的危機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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