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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結社自由權
法國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維爾在他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中曾指出：結社自由是僅次于自己活動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但他同時指出，政治方面的結社自由又是一切自由中最后獲得人民支持的自由。托克維爾所揭示的近乎于悖論的現(xiàn)象乍看起來令人費解，但從結社權的歷史發(fā)展，尤其是從本世紀它在英美的發(fā)展歷程看，它正反映了結社自由這一基本人權矛盾發(fā)展的豐富內涵。本文擬從結社權的憲法地位，對結社權的保障與限制；結社權與不結社權、以及結社權中自由的兩重性，建構結社自由權理論。一、 結社自由權是一項基本的憲法權利
社會團體是指在自愿的基礎上為實現(xiàn)共同目標而建立的不違反法律的政黨、工會和其他公民聯(lián)合組織。近代特別是本世紀以來，結社逐漸演化為公民的一項憲法基本權利。托克維爾對此有極好評價：“結社權是基本人權，破壞結社權就會損害社會本身；結社自由是反對專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結社可能會帶來暫時的政治不穩(wěn)定，但從長遠看有利于社會穩(wěn)定”［1］。因此說，結社權是民主政治的體現(xiàn)，同時也是民主政治的保障。世界各國多把結社權這一基本權利納入憲法之中，以此來顯示其憲法的民主精神，證明其政權的合法性。英國是世界上最早產生民主憲政意義上社團的國家。但在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幼年時代，結社僅僅是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特權，而對工人來說，結社是不可思議的。從14世紀起到1825年廢除禁止結社法止，英國工人結社一直被認為是嚴重的犯罪行為。大致說來，社團是在20世紀合法地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資本主義各國憲法大多都有結社權的規(guī)定。如《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基本法》第9條規(guī)定：“所有德國人都有結成社團和團體的權利”；《意大利共和國憲法》第18條規(guī)定：“所有公民均有不經許可而自由結合之權利”；《西班牙憲法》第16條規(guī)定：“西班牙人民依合法宗旨并根據(jù)法律規(guī)定，自由地集會結社”。英國具有普通法傳統(tǒng)，沒有專門的社團立法。同其他權利一樣，只要法律不加禁止，人們就可自由的加以運用。美國雖然有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但其中卻無結社權的明文規(guī)定。但是憲法第1條修正案和第14條修正案所暗含的結社自由權已基本為美國法學界和司法界所接受［2］。1958年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宣布：“為了信仰和思想的提高而從事于結社自由，是憲法第14條修正案所保障的‘自由’的一種不可分割的方面”［3］。此外，在許多國際性法律文件中，對結社權也作了規(guī)定。在國際人權憲章和《歐洲人權公約》中都有結社權的規(guī)定。不僅如此，國際社會還專門制定了《結社自由及保護組織權公約》（1948年）。
但是，憲法和憲法性文件含有結社權的規(guī)定是一碼事，而結社權能否受到司法保護則是另一碼事。在英美法系國家，由于包括結社權在內的基本權利從來就是司法判斷的依據(jù)，因此，結社權能夠得到具體落實，而不是形同虛設。在二戰(zhàn)前的大陸法系國家，由于憲法基本權利不具有直接司法效力，結社權等憲法基本權利只有在經過立法后才能取得司法效力，因此，憲法中所規(guī)定的結社權等基本權利多流于形式。二戰(zhàn)后，大陸法系國家紛紛效法英美法系，賦予了憲法基本權利以直接司法效力。1949年《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基本法》第1條第3款明確規(guī)定：“下列基本權利作為可直接實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機構承擔義務”�！度鹗繎椃ā返�113條第3款規(guī)定：“聯(lián)邦法院可直接受理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訴訟”。西班牙1978年憲法第24條、第53條規(guī)定了憲法訴訟制度。按歐共體有關法律，歐共體成員國公民基本權利受損害，還可訴諸歐洲人權法院。因此說，歐共體成員國的憲法基本權利實際上受到雙重司法保護。在我國，《憲法》第35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笨梢哉f結社自由已在憲法中得到充分體現(xiàn)。
二、 對結社自由的保障與限制
由于結社自由是公民的一項重要而特殊的權利，對之加以謹慎而合理的運用可以促進民主政治和社會發(fā)展；反之，會導致政治動蕩乃至更嚴重的后果。因此，托克維爾警示人們：“即使說結社自由沒有使人民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也可以說它每時每刻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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