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中關村立法──序《中關村立法研究》

　　2001年1月1日，是人類千年一遇的歷史轉換的一個重要標識，也是北京市立法和中關村科技園區(qū)發(fā)展的一個歷史性時刻。這一天，《中關村科技園區(qū)條例》正式施行。歷時一年的中關村立法自此宣告正式結束。一個充滿制度創(chuàng)新和先進氣息的法治環(huán)境，一個廣為人們注目且被人們寄予深切期望的法治環(huán)境，一個引領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先進方向的科技園區(qū)的法治環(huán)境，由此而奠定基礎�！吨嘘P村科技園區(qū)條例》遵循知識市場經濟規(guī)律，抓住高新技術關鍵，從中關村實際出發(fā)，積極走向國際。她關涉行政、民商、經濟、科技、教育（www.xfhttp.com－雪風網絡xfhttp教育網）、文化、社區(qū)、涉外、人事、執(zhí)法和其他眾多方面的事項，是中關村科技園區(qū)的基本法規(guī)，是中關村法治環(huán)境和法的秩序體系得以建立和展開的出發(fā)點。人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關村條例同中關村一樣，將會愈益顯示出她的歷史價值和深遠的影響力。作為法學學人我有幸為中關村立法作出努力，作為中關村人我能親身參與研究和締造生活于斯發(fā)展于斯的中關村土地上的法治環(huán)境，這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是榮幸萬端、重大難忘的盛事。值此“中關村立法研究”課題完結之際，我謹以中關村條例起草參與者的視角和心境，撰文回顧她的問世。

　　結緣中關村立法

　　在以中關村條例起草工作為核心的中關村立法過程中，我是以雙重身份參與其中的。一方面我受中關村科技園區(qū)管委會的委托和資助，組織有關學者和法學博士、碩士研究生，承擔了題為“中關村立法研究”的課題，以研究成果為中關村條例的起草作同步性的理論服務。這是我參與中關村立法的一條重要途徑。另一方面，我由中關村管委會推薦，被聘參與北京市政府法制辦牽頭的中關村立法工作小組，并被委任為起草班子或稱起草小組副組長，自始自終直接參與條例的整個正式起草工作。這是我參與中關村立法的又一條重要途徑。蒙領導和起草同仁的厚愛，我的意見和建議得到重視，對中關村條例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樣的參與方式，被稱為“專家深度參與”。

　　我參與中關村立法，先是由于我的兩個學生王燕平和傅中與中關村管委會研究室的聯系所致。之后，1999年夏秋之際，中關村管委會研究室主任趙慕蘭和研究室的謝強華，先是電話約請，繼而徑來北大造訪，要我就中關村立法問題談談看法。從那時起，就可以算是揭開了我的參與中關村立法的序幕。

　　我所執(zhí)教的北京大學恰好位于中關村科技園區(qū)的核心地帶，也因此我成為中關村的一個村民。多年來我傾心研究的主要專業(yè)之一是立法學，在學術風格上我一向主張法學研究應當首先與本土的法治命運息息相關，應當關注、影響和滲透于法治實際生活。并且我也經常注意中關村的發(fā)展，希望并相信中關村建設一旦真正步入現代化的境界，就將在北京甚至在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方面擔當領導先進潮流的角色。我切身感受到中關村科技園區(qū)正在成為愈發(fā)引人矚目的區(qū)域，深信它將來必然成為舉世矚目的地區(qū)。我看到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深圳在八十年代吹開了改革的序幕，浦東在九十年代扮演了開風氣之先的角色，而中關村在新世紀來臨之際則將擔當領導潮流的重任。中關村村民和立法學者的雙重身份，學術風格方面的傾向，還有我經常懷有的對中關村遠闊明亮前景的憧憬和希冀，讓我一涉及中關村立法問題，便不免有難以自已的沖動。所以，對于趙謝二位的約請和造訪，我都表現出欣然的心境，接受訪談時，可謂談興十足，不僅有問必答，還主動提出種種建議和設想。

　　盡管從一開始我就直接進入角色，思考著中關村立法的方方面面，但我那時對中關村立法的未來進展，卻是未敢報有多高的奢望。國內立法中普遍存在的拖拉滯后的積習，不諳開掘專家資源特別是拙于識別和延攬果真能夠保障立法高效且有質量開展的真正專家的通病，早已是見多不怪了。我想，中關村立法在這些方面大抵也難與其他許多立法有多大差異，從趙謝二位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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